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消费、出口和投资三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曾希望主要依靠消费和出口来拉动经济，但很快发现经济无法实现预定的增长率而重新加大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这些投资带动了钢材需求，推动了天津大棚管价格在2016年到达十年内的最高点。

　　讨论天津大棚管产能配置是无法回避中国的钢铁产能利用率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5年和2016年的粗钢产量分别为8.03亿吨和8.07亿吨。而分析中国钢铁行业各种原料使用量和各工序金属收得率显示，2015年和2016年中国合乎逻辑的产量应分别为9.48亿吨和9.68亿吨。

　　其实有关方面对实际钢产量有意或无意的瞒报或漏报早已不是新闻。当年曾有一位冶金部的前副部长通过媒体指出仅河北一省瞒漏报的钢产量就高达5000万吨。

　　另外，官方公布的2016年的中国钢材产量是11.39亿吨。而这个钢材产量与该年的官方统计钢产量之间的差距之大并不是重复统计之类的原因能解释的。如果2015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12亿吨，中国当年的实际钢铁产能利用率已达79%。尽管这一数值不尽理想，但已明显高于世界钢铁协会的其它65个成员同期71%的平均产能利用率。

　　中国的经济在上世纪是以钢为纲的。第一次在中国舆论上公开讨论钢铁产能的过剩问题是在本世纪初，其时中国的钢年产量还未达1.5亿吨。而过去两年官方有关钢产量的数据都在8亿吨以上。现在看来那种提法是缺乏深思熟虑和严谨分析的。

　　对中国钢铁增产趋势的误判，不仅发生在中国，同样也发生在中国最大的进口铁矿石来源国澳大利亚。在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外交外贸部曾资助过一项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导、相关铁矿业公司参与的，关于中国未来钢产量和进口铁矿石需求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将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达到年钢产量的峰值1.5亿吨。

　　这个结论不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有关决策，也使澳大利亚的两大铁矿巨头在做出扩产决定时变得更为谨慎。延迟做出增加铁矿石供应量的决定导致后来铁矿石市场供给侧产生巨大缺口和价格飙升。一方面这使来自其它地区的铁矿石乘机抢占了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铁矿石价格飙升也使中国钢企损失惨重，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具有能与美国比肩潜力的世界大国，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的发展速度和达到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研究中国经济和钢铁业发展的难点在于，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中无法为中国找到一个合适的参照系。